文章主人公亨特尔·查尔顿
来自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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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结果给了我当头一棒”
就在那一瞬间，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医生的话把我给弄糊涂了。他好像在用一种我不懂的语言和我交谈。我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那时我觉得我会在十年之内死去。现在想想，当时我需要的只是信息、支持，我只需要有什么人能为我驱散心头的阴云。至少，我需要有人告诉我得了这个病，我不会立马死去。可是，校医院什么也没告诉我。带着疑惑艾滋病自述，我就离开了那儿。
在那以前，我一直觉得自己很健康，所以医生的话给了我当头一棒：你生病了，而且永远也治不好，还有可能危及生命。这让我很难接受。于是在那个阳光明媚的春日，我躲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公园里，一连哭了好几个小时，心头的阴霾却难以驱散。一个朋友发短信问我情况怎么样，我告诉他结果不怎么好；我相信他会知道是什么结果。后来，我们一起去喝了咖啡，还聊起了天。一开始的时候，我感觉不像在说我自己的事儿。不过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心情渐渐地沉重起来。人总归是要面对现实的。我开始想，如果我不得不离开学校怎么办，我的家人又会怎样对待我，我还能再谈恋爱吗？
这就是故事的开始。
20岁的时候艾滋病自述，刚上大一的我就被确诊患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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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事儿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
和许多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人一样，发病初期，我还处于无症状的血清转换阶段。对于有些人来说，流感和感冒疮是艾滋病初期的症状，但我却没有出现这些症状。不过，时不时的，我会在半夜醒来，一摸身上全是冷汗——这也是艾滋病早期的症状之一。通常，我会在凌晨四点钟左右醒来，身上一层冷汗。为了能够继续睡觉，我不得不用毛巾把床擦干。我早就应该意识到我的身体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不过那段儿时间我经常酗酒，还嗑过药，所以我总安慰自己这一症状很正常。
就拿我来说吧。想到我的家人一点儿也不了解艾滋病，我就不想告诉他们我得艾滋病了。不仅仅是他们，我想大多数家庭都不能以正确的方式告诉孩子关于艾滋病的潜在危险。
对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艾滋病还意味着“死亡判决”。确诊后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家。头一天晚上，在我告诉他们我得了艾滋病之后，他们很是震惊与不解。电话是我妈妈接的，她不能相信她的儿子居然得了艾滋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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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该怎么办？”
坐火车回家后，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崩溃了。我的父母在站台下接我，他们既担心又生气还万般恐慌。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很少说话。也许他们知道对此事我不愿意多谈；于是，保持沉默成了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那时，我对艾滋病的了解还很少。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不敢看一切与艾滋病有关的文章。不过渐渐地，我敢于直面艾滋病了。每读一篇文章，我的自尊心就增强一些。现在，我的白血球数为750。一旦这一数字下降到350，我就得服用抗转录病毒药物了。以后每一天，我都得靠药物为生了。
我很恐惧，因为我不知道这一天会什么时候到来。尽管如此，我仍想在我不得不每天服药之前，出去旅旅游，去看看这个世界。当然如果不用担心一些国家会阻止艾滋病人进入就更好了。
可是，就在我们国家，对艾滋病病人的歧视就已经够明显了。就在几周前，英国独立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还声称“健全的人是没有得艾滋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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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
一开始的时候，只有我的家人和几个好朋友知道我得了艾滋病，甚至连我的室友也不知道。渐渐地，我觉得不说就好像是在否认自己得了病似的。不过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面对面告诉别人我得了艾滋病还是很难。我最害怕的是别人认为我是个病人，是个弱者，并且总是向我投来同情的目光。
我从不愿意被定义为“一名艾滋病患者”。我觉得将我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大家对艾滋病及艾滋病患者的了解就会多一些。很不幸，现在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仍对艾滋病患者充满歧视。在同性恋社会，伤痛更深。他们之中仍有一些人，或是由于害怕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或是由于担心在这个社会受到歧视而不敢去检查。
“世界艾滋病日”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在这一天纪念全球因艾滋病而死亡的3600万人；更重要的是，它还在提醒我们，改善艾滋病患者的处境已经刻不容缓。
长沙医药健康产业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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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第29个“世界艾滋病日”，全球宣传主题是“行动起来，向‘零’艾滋病迈进”。虽然目前艾滋病还没有特效治疗药物，但是艾滋病得流行史表明，艾滋病是一种完全可以预防的疾病。
其实，只要我们有积极乐观的心态，爱惜生命，改正不好的生活习惯，同时加强对身体健康的监测和检测。对生活，对他人，对自己保持善意，健康并不是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