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疗过一次，就一辈子是我的病人。”关立娟说，艾滋病患者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身体都会好转，但是心理还是比较敏感和脆弱。她经常会通过微信跟他们聊聊天；对于他们提出的问题，关立娟会第一时间回答；如果遇到好的治疗信息和理念，她也会随时发给患者。“他们真的需要更多的关爱，只要他们有需要，我会想方设法帮他们。”
一次，一个艾滋病患者到外地出差，因走得匆忙，忘带药了，他向关立娟求助。关立娟把消息发到了患者微信群中，询问有没有服用相同药物的人。在找到药物后，关立娟又帮双方建立联系。最终，出差的患者拿到了药物，保证了持续治疗。
其实，像这样的小事还有很多。在今年世界艾滋病日前夕，关立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个H5小程序。点进去后，除了有对“防疫抗艾”的宣传外，她还参与了一项“我是内科医生，我愿意救治艾滋病病人”的活动，她是第55035位接力人。据了解，这些发出承诺的外科医生名单都将被整理到一个专门的公众号上，方便患者留存。
“希望通过这一个小互动，促动手术歧视、拒诊问题解决一点点，也是尽我的努力为患者做更多的事。”关立娟说。
E常被误解的“防艾”志愿者
“大庆彩虹”志愿者胸牌。
在我市，“大庆彩虹”的发起人小卡，是个投身“防艾”工作八年的志愿者。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因为艾滋病去世的。两三天前我们还在一起玩儿，突然间就没有任何消息了，这件事给我的触动特别大。”小卡说，他突然意识到，周围的很多朋友可能有感染的风险，因此，他开始联合几个朋友，进行艾滋病的宣传。“大庆彩虹”成立于2008年10月份，最开始只有五个人。小卡告诉记者，从2012年开始，大庆的艾滋病病例多了起来，“男同”不仅是高发人群，也相对隐秘，让他们去医院、疾控中心、社区检查，都很困难。所以，“大庆彩虹”的志愿者们承担起了在群体内进行初测的工作。
不被大家接受是志愿者们遇到的第一道坎儿。“刚开始，大家都很抗拒，都觉得艾滋病离自己很远。我们就动员身边的好朋友来检测，之后再让他们去动员身边的朋友，有时真是把人家生拉硬拽过来。”小卡说，他们还买了小礼品，在动员对方来检测时说：“免费给你做个身体检查，还有礼品赠送。”有时对方明明答应来做检测，可到时却没来。
第二道坎儿就是经常被人误解。小卡告诉记者说：“我们在群里发检测的消息时，会有一些人说，‘你们就是为了挣钱’或者‘你们是不是就是感染者’之类的话。总之，刚开始，真的是很难。”
随着大家对艾滋病认识的不断提高和志愿者们的不懈努力，检测工作被越来越多的人认可。“一些来检测的人知道我们工作忙，有时会错过饭点，会带一些面包、水果等吃的东西，这让我们特别感动，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小卡说。
2012年至今，“大庆彩虹”共做了8547例艾滋病初测，查出393例阳性。除了艾滋病初测外，他们还会对感染者进行心理疏导、转介服务和日常关怀等。
F让更多人融入进来，把志愿组织做大
“大庆彩虹”在慢慢壮大，它也遇到了“成长的烦恼”。
“现在大部分志愿者都已经到了‘奔四’的年龄，家庭和工作都要顾及，感觉精力越来越不够用了。”小卡告诉记者，如果有机会的话，他想让更多人加入“大庆彩虹”，把这个组织做大，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务。“我现在也不断寻找有精力做这件事的人，一定不能让志愿服务停下来。”
另外，小卡还有个心愿，就是希望有一天，大众不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感染者，艾滋病人可以像一般病人那样公开自己的身份。“希望这个社会、这座城市能对他们更加宽容。”小卡说。
日报记者 王治军 文/摄
感染艾滋≠被判死刑
疾控专家：早发现早治疗，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可与常人无异
小贺（化名）阳光、帅气，充满活力，说话声音脆脆的，就是笑的时候喜欢抿着嘴，透着一丝丝腼腆。从外表和情绪上，谁也看不出他在两年前就被确诊为艾滋病患者。
因为发现得早且配合治疗，即使用现在世界上最尖端的仪器检测，他目前的病毒核算载量也在最低检测线以下。小贺说：“我以前怎么生活，现在依然怎么生活。我有工作，也有正常的社交圈子，我甚至每年都会给自己规划几场旅行。除了每天要按时按量吃药，我感觉自己和正常人没什么两样。”
像小贺这样即使患了艾滋病，也能正常工作、生活、休闲娱乐的人，在大庆不是个例。截至今年10月31日，我市治疗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共计820例，其中体内病毒得到有效抑制、生存状态良好的比例，达到了99%。
A感染HIV不等同于患了艾滋病
一切以检测结果为准
小贺当初被确诊时，他觉得自己的生命被按了“倒计时”按钮，每天都会无数次抚摸着胸口，用力吸一口气，再重重吐出去，努力感受自己每一次的呼吸和心跳，以证明自己还“活着”。
“得了这个病，我还能活多久？”这是艾滋病患者来自灵魂深处的疑问。市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科长唐煜辉回答得斩钉截铁：“发生高危行为后，早检测、早诊断、早治疗，而且能够做到长期服药、接受日常随访、按时检查，预期寿命和生活质量可与常人无异。”
唐煜辉认为，之所以大家“谈艾色变”，是因为没有真正了解它。
“HIV病毒，也叫做人类免疫缺陷病毒，是一个直径约120纳米的简单生命体，对外界的抵抗力特别弱，但一旦进入人体内，它就会在人体内不停地复制，一步步摧毁人类的免疫系统，致使人在遭受感染时得不到保护。在你全然不知的情况下，这种状态可以持续长达几年甚至十几年。”唐煜辉进一步解释说，人体免疫系统中有一种重要免疫细胞叫做“CD4细胞”，是HIV病毒的主要攻击对象。“正常成人的CD4细胞数量为500~1600个/mm3。没有症状、CD4细胞数量在200个/mm3以上的，我们称之为HIV感染者；只有CD4细胞数量降至200个/mm3以下，或者出现一些临床症状了，才叫艾滋病病人。患者的免疫系统这时候已经崩溃，不但容易感染各种疾病，后期常常发生恶性肿瘤，并发生长期消耗，以至全身衰竭而死亡。”
在感染HIV的急性期症状中，有的人会有一过性低热、腹泻、皮疹、淋巴结肿大等症状，有的人却没有。“对于是否感染了HIV，不能凭借自己身体上出现的症状对号入座，要以是否有高危行为和检测结果为准。”唐煜辉说hiv，由于对疾病的不了解，和对隐私被泄露的担忧，一些前来咨询的疑似感染者甚至认为只要检测出阳性，就会被隔离。
实际上，若是怀疑自己可能感染HIV病毒，可以到我市各级疾控中心进行免费咨询和HIV抗体初筛检测，也可以到医疗机构自费检测HIV抗体；已经被确诊为HIV病毒感染者或艾滋病病人，可以到市第二医院接受免费的抗病毒治疗或其他相关治疗。
个人隐私保护方面更不用担心。2006年实施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是我国防治艾滋病的“根本大法”，其中第39条规定：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人的信息，包括姓名、住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等；如有违反，将按相关规定予以处罚。
唐煜辉认为，制定《艾滋病防治条例》的目的，主要在于保护艾滋病人的隐私权，这也体现出我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消除因艾滋病带来的羞辱与歧视。
B72小时内使用阻断药
可以给自己一个“逃脱的机会”
唐煜辉提醒，在HIV感染后，要尽快开始抗HIV治疗，不要等到CD4细胞计数降至较低水平。越早诊断并及早开始接受抗病毒治疗，长期前景就越好。
我市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产妇在医院临盆时被检测出感染了HIV，医院马上对其丈夫进行检测，发现其丈夫也未能幸免。婴儿出生后，市疾控中心第一时间对孩子使用了阻断药物，并用奶粉替代母乳喂养。经过一段时间的跟踪治疗，孩子检测为阴性，排除了被感染的可能。
唐煜辉指出，由于现在没有有效的疫苗，避免高危行为是预防艾滋病的最好方式。如果不幸发生HIV的高危行为，一定要抓住黄金72小时，最好在两小时内尽早服用阻断药物进行暴露后预防，越快越好，并按照规范服用28天，可大大降低感染HIV的几率。
“药物‘阻断’HIV的过程，实际上是利用了HIV病毒感染过程中的几个阻断时机。”唐煜辉说，以性传播为例：病毒先侵犯黏膜部位，穿过黏膜屏障后进入人体的组织、细胞、淋巴结，并在淋巴结繁殖，最后进入血液。阻断的原理是在病毒到达血液之前将其杀死，达到阻断目的。“越早服用阻断药，血药浓度就能越早升上去，以保证在病毒进入血液前起效。当然，如果能在病毒到达淋巴结前、甚至在通过黏膜屏障之前就能达到起效的药物浓度，阻断成功率就会更高一些。”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疾病的特殊性和药物的副作用造成的健康风险，并非每家医院都备有艾滋病毒阻断药物。如果普通人群明确和艾滋病病毒携带者发生过高危性行为，可以向疾控部门或定点治疗医院求助，自费购买服用阻断药，给自己一个“逃脱”的机会。
一般情况下，服药2至4周做初检，满4周结果是阴，则可排除感染率为98%左右；满8周后复检，结果是阴，可排除感染率为99.99%；只有约万分之一的人窗口期在8周到3个月，为了100%排除感染的可能性，最好满3个月做最终复查，阴性即可完全排除感染。
需要注意的是，服用阻断药物后需要定期到医院复查，服用期间出现副作用也绝对不能自行减药、停药，否则容易导致阻断失败。
C高危行为超过3周
绝大部分感染者就可以被检测出来
最大程度地发现感染者，是艾滋病防治的关键一步。
唐煜辉介绍说，男男同性恋、吸毒者、性病就诊者，是筛查出HIV感染者最多的人群。“现在，住院手术患者、侵入性检查、孕妇、产妇，都需要开展这方面的检测。”
需要警惕的是，艾滋病感染是有窗口期的。人体感染病毒后到外周血液中能够检测出病毒抗体的时间，一般为3个月。随着科技的发展，现在一般超过2至4周，绝大部分就可以被检测出来了。唐煜辉建议高危行为发生3周后就可以进行检测，如果检测结果为阴性，也可以等到8到12周再检测。“一般情况下，12周之内没有再发生高危行为，也没有检测到抗体，就可以排除感染的可能。”
“窗口期虽然检测不出抗体，但有可能病毒核酸已经在体内复制，同样具有传染性。因此，在这段时间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保护性伴不被感染。”唐煜辉提醒说，如果既往有过高危行为，没有做过检测，应该尽快检测。
检测出阳性，也不必恐慌，可以到疾控部门获得免费、保密、专业的咨询和心理支持服务，并告知性伴接受检测。“如果夫妻一方已经确诊感染了HIV，不管病情达到哪个阶段，都必须告诉另一方。如果不告知，导致另一方被感染，感染者要负刑事责任。”
D与艾滋病患者一起吃饭、泡澡
有体液接触也不会被传染
经过这些年的大力宣传，大家都知道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为性传播、血液传播和母婴传播三种。但也有人心存疑问：一起吃饭、健身、泡澡，发生了唾液、汗液的接触，会不会被传染？
答案是否定的。唐煜辉表示，唾液、汗液、眼泪、尿液虽然也算体液，但里面的病毒含量极低，不至于达到病毒感染的程度，而且这些方式的体液接触，也不会进入人体血液系统。“哪怕是进入胃里，也会被消化酶消化掉，不用担心。”
除此之外，和HIV感染者呼吸同样的空气，共同使用马桶、门把手，拥抱、握手hiv，共用餐具水杯、毛巾被褥、健身器材，蚊虫叮咬，都是安全的。但如果是要拔牙，或是做肠镜、胃镜等有创检查，一定要到正规的、消毒规范的医疗机构，避免感染病毒。“75%的医用酒精可以快速杀死体外艾滋病毒，几乎不存在感染的可能。大庆的正规医院从未发生过患者因输血、拔牙等诊疗行为感染HIV病毒的事件。”
我市也曾有人“高度恐艾”，总是怀疑自己得了艾滋病，不相信医院的检测结果，到全市各个医疗机构、疾控中心，甚至外省市到处检测。
“这种人一般都是承认自己有过高危行为，始终觉得体内被感染了病毒，但机器不够精准、检测不出来。实际上，他早都超过了窗口期，是肯定可以排除的。”唐煜辉告诉记者，如果遇到这样的人，他们会推荐其到心理医院，通过心理疏导和药物等治疗手段调整一段时间就好了。“往年都遇到这种人，但数量不多，今年一例都没有。”
唐煜辉认为，随着医学水平的不断发展，HIV已经从过去的“世纪瘟疫”逐渐变为像高血压、糖尿病一样可防可控的慢性病。“感染者如果使用三种以上不同机理的药物联合抑制病毒，就可以有效抑制病毒在体内的复制。长期接受有效的抗逆转录病毒治疗，让体内的病毒载量降低到检测不出的水平，帮助患者重建免疫功能，恢复机体的抗感染能力，从而降低艾滋病的发病率和传播风险。”唐煜辉强调，HIV感染目前尚不能治愈，感染者每天需要定时且终身服用药物，以实现长期的病毒抑制，因此HIV感染者需严格遵循“依从性原则”，接受长期规范治疗。
日报记者 程诚
一名艾滋病患者的心灵自述
“一个人的时光，试着打开窗，我想在你身旁，微微笑如常……”
这首《瞳孔里的太阳》是群星在世界艾滋病日，为艾滋病患者演唱的励志歌曲，唱出了艾滋病患者的心声与希望。
那么，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状态到底是怎样的？又经历了哪些人们不知道的心路历程？
经过市第二医院医生的积极沟通，患者阳光（化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将自己的经历说给大家听。
一确诊
整个世界塌了，一晚上坐在窗前没有说话
阳光愿意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只有一个要求，让我提前发短信给他，和他确定是否有时间接我的电话。
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当天16时许，在即将完成一个采访的时候，我发短信给阳光，问什么时候给他打电话方便。他回了两个字——现在！我原本还担心他是否会反悔或者犹豫，没想到这么痛快。
我打电话给他，他很快接了电话，那一声“喂，你好”清澈而清晰，如夏日清晨被雨露清洗过的空气。
阳光告诉我，他今年31岁，是一家企业的管理人员，管理几十个员工。提及自己的病情，阳光不避讳去回忆。
2017年6月份，我觉得胃特别不舒服。大学毕业后，一个人在外面打拼这么多年，不按时吃饭是一定的，我去医院检查胃出了什么状况，医生让我做胃镜。在做胃镜前，给我开的例行检查里，有一项是HIV病毒筛查，后来我知道，每个做胃镜的患者都要检查这一项。取化验结果的时候，我的检查单子上显示：HIV抗体(+)！
“是不是弄错了？怎么可能？”我反复问医生，我怎么都不会相信，自己得了这种病！医生让我去专门筛查这种病的医院确诊，结果HIV分离试验是阳性。我不相信，又去了哈尔滨的一家医院复检，结果还是一样。不管我愿不愿意相信，我就是得了这种病，而且体内的CD4-T淋巴细胞已经低到不能再低。医生告诉我，如果不立刻接受系统治疗，我将有生命危险。
从哈尔滨回大庆的路上，我的脑子是空白的，感觉整个世界都塌了。我回到家，一整晚就坐在窗户前向外看。看着对面楼一盏盏灯关掉又亮起，我知道天黑过又亮了。
阳光说这些的时候，我没有听出悲伤，就像他在讲一个别人的故事。
事情已经发生在自己身上，难过也好，绝望也好，都无济于事，要活着就得面对。这时，我只有给我妈妈打电话。爸爸在我小时候就去世了，妈妈现在也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在老家。我和她说，我得了这种病，妈妈在电话里反复问我是不是在骗她，她和我一样不愿意相信。
我知道她很伤心，可她却很快调整了状态来安慰我，告诉我一定有办法，赶紧治。第二天，妈妈就来了，带着她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我强忍着没有哭出来，妈妈已经60岁了，我不能让她的世界也塌了。
二 治疗
被下病危通知，面临死亡的时候比任何时候都想活
阳光和单位请了长假，他并没有告诉大家，自己得了艾滋病。阳光说，他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更不想因此遭受异样的眼光，那样，他的世界就真的塌了。
如果我告诉大家我得了癌症，大家可能会同情我，怜悯我。可是，如果我告诉大家得了这种病，那应该是恐惧和排斥吧，紧接着大家会纷纷猜测、想象我的生活有多么糜烂。如果我说，我只是像正常人一样在生活，有人会相信吗？如果不是去做胃镜，我到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已经得病，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染上的。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种病离自己是那么遥远。
阳光在母亲的陪伴下开始接受治疗，去市第二医院，去哈医大四院，去北京偌安医院。
在北京住院期间，病房里，一位50多岁的大哥拒绝治疗。女儿、女婿、爱人都去了，怎么劝都没有用。护士给他静点，针刚扎上，他就拔下来，导致病情越来越重。他和我说，得这个病丢人，不想活，又没有勇气***，但是可以选择不接受治疗。
我不知道怎样劝他，因为我知道劝也没有用，自己心里的坎儿得自己过。
大哥没几天就去世了，病房里的病友说走就走了。我的病情也很不好，医院甚至下了病危通知。
那段时间赶上过春节，医院里闹血荒，我需要输血，又对输血产生了抗体。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近地接近死亡。我原本以为我会很害怕，但我并没有。我也以为死会是一种解脱，但是也并没有。我放不下我的妈妈，如果我走了，谁来照顾她？
当一个人面对过生死的时候，就会把一些事情看得很开。在生与死的选择上，我选择了前者。我还年轻，这绝不是我的终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求生欲起了作用，我的病情在跌入谷底后开始好转，各项指标都向好发展。
2018年6月份，经过系统治疗，阳光的病毒载量降低到了检测不出来的水平，这也意味着，他只要每天早晚按时吃两种药，定期复查，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
三 重生
可以“爱”，却选择了拒绝，当晚一个人喝醉
现在的我和以前没什么不一样，按时上下班，按时吃药。在网上的短视频里，经常有病友会发每天吃的药片，表现出的状态很崩溃。对于我而言，吃药就像正常吃饭一样，能活着就是最好的状态。
我会更加努力地工作，更加珍惜和朋友的每一次聚会。虽说正常吃饭、洗澡不会传染，但是和朋友们聚餐，我还是会用公筷，因为疫情，我这样的举动不至于被视为异常。和朋友们去洗澡，我也会仔细检查身上是否有伤口。
平时，我没觉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除非遇到事情的时候。
阳光说的“遇到事情”，是指感情。当记者问他“是否有喜欢的女孩”时，他的语气有些低沉，情绪有一点失落。哪怕是说到自己已经接到病危通知时，他都没有这样。爱情对于这个年纪的他来说，应该是最美丽的向往和期待吧。
我怎么会没有喜欢的女孩呢？她很优秀，也很体贴，在去北京治疗前，我以性格不合和她提出了分手。她认为我说的不是真的，在我治病期间，仍然给我发一些逗我开心的小视频，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我没有告诉过她我在哪里，也没有回过她的微信。可是，我不知多少次翻看她的朋友圈，看她发的状态。
回到大庆后，她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消息，去单位找我。我非常坚决地拒绝了她，她哭着跑开了。即使在治疗期间，我都没有觉得这么痛过。
阳光说到这里，情绪有点失控。他说，得这种病，按理说是不应该喝酒的，可是那晚，他却一个人喝多了。他也可以选择坦白，用药控制好病情，和她在一起，可他不想她去冒险，那样做，是对爱人不负责。
“舍命奉陪，抵不住天公不作美……”和她分手那一晚，我反复听一首歌。
之后，我又遇见过喜欢的女孩，也只能找出各种违心的借口去拒绝。这应该是属于我们这个群体共同的痛吧，尽管努力活得像正常人一样，可是很多时候，心里还是会藏着痛。
治疗结束，我回到大庆，妈妈回了老家，我仍旧是一个人住。难过时，独自承担。除了妈妈，我不知道找谁倾诉。妈妈年纪大了，我不可能总去增加她的负担，如果可能，我倒希望她把我遗忘。我尽量减少和妈妈接触的次数，只有到节日的时候，或者特别想她的时候，才会打电话问候一下。入冬了，也会给她邮一些衣服和鞋，她自己不舍得买。
我很遗憾，作为她的独子，我无法结婚生子，这是她一生盼望的。以往每次春节回家，她都要给我安排几轮相亲。现在她不提了，我们都没有办法。
四 释然
希望每个人都好，不管是否健康，都能善待他人，善待自己
在阳光的记忆里，“痛”和“暖”的事情，都尤为清晰。
国家对我们有免费治疗和检查的政策。有一次，市第二医院的医生通知我去做免费的病毒载量检测，我去了，结果到现场，我都傻了。我看到站在那里排队等待检查的病友，每个人都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哪怕是熟悉的人，面对面也认不出来。而我除了戴个口罩，什么也没有做，他们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阳光说，对于这种病，他看得很开，他认为自己可以坦然面对，直到另一件事的发生，他才理解病友们的行为。
我现在最害怕自己得病，害怕去医院。
有一次，我感冒去医院点滴，护士在给我扎针的时候，我让她戴上手套操作，告诉她我的病，我不能欺骗医护人员。当我说完这些，我看到了护士眼神里充满了恐惧，不停地对另一个护士使着眼色，这些刺痛着我的心。我想告诉她们，我现在是安全的，可是她们会信吗？我很感激感染病医院的护士，每次给我静点时露出的微笑。
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得我们这种病的人会有病友群，甚至会有公益组织，大家对这种病的认识很客观，也很包容，他们是活在阳光下的，而我们又何尝不想？
阳光说，每年的艾滋病日，他都感触良多。他感恩国家为他们承担了很多治疗费用，也希望大家能够对他们多一些理解和包容。
除了医生和妈妈，我没有和任何人说起我的病情，包括身边最好的朋友们，因为我需要社交，需要被接纳。你是第二个知道我病情的陌生人，第一个是北京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北京住院期间，有媒体要采访我们，病区里只有我同意了。
阳光突然对记者说：“谢谢，谢谢你听我说了这么多。”
在我们还算健康的时候，不管是对自己，对家庭，还是对社会，是可以多贡献一份力，去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的。如果我能让大家更了解这种病，更了解我们，我愿意去做更多，这也是我接受采访的原因。
如果大庆真的需要我们做一些公益活动，我一定也会积极去参与。
阳光告诉记者，他喜欢旅游，每年都会背包出去转转。他最喜欢的地方是四川，因为他认为那里的包容性特别强。他喜欢唱歌，刷抖音，和朋友们聊天，说梦想。而他的梦想是今后有属于自己的事业，把母亲接到身边，不想总给别人打工。
这种病改变了我太多，我现在再也不会因为员工做得不好，在开会的时候拍桌子、扔东西，他们每天陪伴着我一起奋斗，都很可爱，也都不容易。我再也不会在开车的时候埋怨前车走得太慢，因为快与慢都是一种风景。我再也不会因为阴天下雨而心情不好，因为活着就已经很好了。多想想这个世界的美好，不要管明天会发生什么。
我希望每个人都好，不管是健康的人，还是不健康的人，都能善待别人，善待自己。
和阳光通话近一个小时，除了偶尔的低沉，他的声音一直很阳光、爽朗。可他却一直没有说出“艾滋病”这三个字，一直在说“这种病”，这三个字终是他不能触及的痛。
采访的最后，记者告诉阳光，如果他愿意，可以加记者的微信，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聊聊天。
阳光说：“你很善良，如果哪一天在街头遇见，对你微笑的陌生人，或许就是我。”他最终没有添加记者的微信，或许是因为他不想自己的世界被人打扰。
在这里，记者也祝福阳光，希望他每一次抬头，都能望见暖阳，心终会到达盼望的地方，也希望他能喜欢这个名字——阳光。
日报记者 沈艳茹
